汉语是视频，西语是音频
翟华
20世纪初有一位名叫维克多·谢格兰（Victor Segalen，1878-1919）的法国医生来到了中国。借宿住在朋友家里，他被房间墙壁四周上的汉字所深深吸引。他是这样描述他对汉字最初印象的：“我像小学生一般试着搞清楚这些字。是我太笨，还是作业太难？这些字的样子看上去令人困惑：有的像刀，有的像带钩的长矛，横着的眼睛、竖着的眼睛，花草，还有的像老鼠的牙齿，卷曲着身子的妇女，有水井，有土坑，有坟墓，蒙上了盖子的容器，神奇的炉子，张大的嘴，还有船……”（J’ai
déjà tenté
de le déchiffrer. Mais suis-je mauvais élève, ou le devoir trop dur? Ces
caractères représentent des
objets redoutables: des couteaux, une lance à croc; des
yeux en long ou dressés en hauteur, des fleurs, des
dents de rat, des femmes se cachant le ventre, des ouits, des creux, des
tombes, des trous lutes d’un couvercle…un
fourneau magique…une bouche vide…un
bateau… ）。谢格兰后来多次往返中国，成了精通中文的汉学家，承袭中国韵文形式，开创了法国诗歌中一种新诗的样式。在他的诗集《古今碑录》（Stèles）的序言中这样描述他对汉字的认识：“它们（汉字）不屑于被念出来，根本不取决于声音或者曲调。它们蔑视各省民众无意中强加给它们的怪声怪调，含而不露，无声胜有声。这就是汉字。”（Ils dédaignent
d'être lus. Ils ne réclament
point la voix ou la musique. Ils méprisent les tons
changeants et les syllabes qui les affublent au hasard des provinces. Ils
n'expriment pas; ils signifient ; ils sont.）。
那么中国人对法语的印象又如何呢？1949年，当19岁的中国青年程抱一来到法国求学的时候，他还不懂法语。四十多年以后，已经成为法兰西文学院院士的程抱一在用法文写成的《对话——对法兰西语言的迷恋》一书中写道，法国的生活使他时刻感觉到被另一种语言的音乐所包围，就是在无意识的梦中母语的呢喃也参杂了来自另一种语言的神秘音响。程抱一还在书中细腻地描述了他五岁的小孙女Clara开始认读法语词的过程。那时候，小姑娘虽然会讲简单的日常法语会话，但是却不认能认读法语词。每次程抱一见到小孙女都要耐心地教她拼读法语词：“你看，字母B加上字母拼起来就读BA，字母C加上字母A，就读CA，字母R加上字母A就读RA，用这样的方法我们就可以把你的名字Clara念出来了。”小姑娘跟着爷爷念，却似懂非懂。一天早晨，程抱一夫妇带着小孙女开车上街，程太太开车，程先生照例和小孙女作拼读的游戏。在等红灯的时候，程抱一指着一个面包店的招牌教小姑娘念：“Bou-lange-rie”，这回小姑娘好像是忽然开了窍。等到下一个红灯的时候，小姑娘自己已经能够看着路边的洗衣店招牌拼读：“La-verie”。等回到家的时候，小姑娘飞也似地跑回自己的房间，捡起散落在地上的童话故事书，自己结结巴巴地念了起来。要知道，就在一天前的晚上，小姑娘还缠着妈妈给她念这本书里的故事呢。小姑娘非常兴奋，因为她的眼前开启了一扇大门，从此进入了另一个世界。程抱一回忆说，这是他一生中最难忘也是最激动的体验之一。
我们中国的孩子和家长可能永远体验不到这种突如其来的幸福和快乐。我们的汉字总是要一个一个认的，每一个字不重复抄写几百遍是不可能记牢的。我的孩子同时学中文和英文，学英语只要掌握了拼音规律，看到什么读什么，会说什么写什么，写英文作文可以写任何他想写的东西，洋洋洒洒长篇大论，收都受不住，即使拼写有错误老师也可以看得懂他的意思。而中文因为不是拼音文字，就麻烦的多了，让他写400字的作文他一定不写401个字，而且就是这400个字的小文还是错误百出。
我忽然领悟到：西方的拼音文字实际上就像我们今天常说的“音频”技术，录音、播放、收听的都是声音。而汉语的内涵外延远非声音这一个变量可以表达出来的，我们的方块字有声音、有图像、有艺术还有历史，需要比“音频”技术更复杂的“视频”技术来表达。用更通俗的语言来说，汉语是电视机型的文字，而西方拼音文字是收音机型的文字。汉字作为视频信号，可以向电视剧配音一样配上不同的方言发音。很多汉字的发音很难掌握，普通老百姓可能一辈子都会念“白”字，但却绝不会影响对这个年“白”的字的准确理解，因为视频信号表达的内容不会随语音的改变而改变。所以直到今天我们还可以轻松地打开两千多年前问世的《论语》，共享孔夫子“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的乐趣。相比之下，使用音频信号的西方文字，书写形态会随着语音的变化，现代西方人已经无法依据现代的语音及书写形态解读哪怕几百年前的文字，更不用说两千多年前的文字了。
虽然今天的希腊人已经无法欣赏原汁原味的苏格拉底和柏拉图，但是却可以用现代希腊语诠释和翻译《对话录》、《理想国》这样的古代经典，并不觉得有任何不便。在西方语言学者看来，文字发展的第一阶段是“象形”阶段，第二阶段是“象征”阶段，相当于中国人常说的“会意”、“指事”；第三阶段是“表意文字之表音转用”，相当于中国的“形声”；第四阶段是完全表音阶段，这是西方学者眼里的最高阶段，也就是西方现在使用的字母。中国学者更相信义著于形，“文字既立，则声寄于字而字有可调之声，意寄于字而字有可通之意”（见清朝“戴东原集”卷三“答江慎修先生论小学书”）。如果我们从更形象的“音频”与“视频”的角度来看，这是两种不同的技术，适应两种不同的需求。汉字方块字，就像电视屏幕一样，不管多么复杂的内容都可以装在一个框子里，而西方文字就像收音机的声波，余音袅绕，想拉多长就拉多长。据说汉字笔划最多的一个字是“龘”（三个繁体的“龙”字相叠，音“da”），有48划之多，这么多笔划也还是占这么大的地方。而法语字母数最多的一个词是anticonstitutionnellement（违反宪法地），赶上半根筷子那么长了。但是从技术上看，视频的处理却比音频处理复杂，因此懂音频处理的人学习视频处理要学习一些新概念，花的气力要比懂视频处理的人学习音频要大一些，局限性也大一些。这样，懂得“视频”语言而又学习了“音频”语言的程抱一可以从一个普通中国人变成一个成功的法语文学家和诗人，而懂得“音频”语言而又学习了“视频”语言的谢格兰则只能从一个普通的法国人变成成功的法语文学家和诗人。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加拿大人大山可以凭一张嘴说汉语相声在中国成为家喻户晓的笑星，而中国人哈金却可以用手中的笔写英语小说两度获得美国小说最高奖。
汉语的视频性质还表现在文字本身的一定透明性，不论是什么专业词汇，大都可以望文生义，而西方文字中的专业词汇许多来源于古希腊、拉丁语，好像穿上了厚厚的“马甲”，让人看不透，没有一定古文字修养的人很难从字面上理解词汇的意义。如果刘姥姥牙疼不服没有进大观园，先去了医院，只要是认得字看看各个诊室上的牌子，眼科是治眼病的，牙科是治牙的，挂个号径直就走进去了，没有人笑话。如果在法国就麻烦了，眼科叫ophtalmologie，牙科叫odontologie，根本看不出oeil
（眼睛）和dents（牙齿）有什么关系，连我这个博士研究生都闹过笑话。再比如说“月球学”这个专业名词，中国人但凡有小学文化就可以猜出这是一门与月亮有关系的学问。但是在法语里“月球学”这个词写为sélénologie，看上去和听上去都与Lune（月亮）无关。另一个法语词séméiologie看上去有点面熟，但它却是语言学中的“符号学”的意思。当然，汉语的这种透明性本身不具科学概念的准确性，带有一定的模糊与近似，属于半透明，很容易造成普通民众的误解。如果单从民众对科学名词的熟识这个角度来看，中国人的素质决不低于西方发达国家的水平。但是，要说对于科学概念的完整准确地理解，西方发达国家就远远高于中国人的平均水平。英文里把Acquired Immunodeficiency Syndrome缩写为AIDS，而中国人如果不想说“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症”，就可以用“爱滋”代替。把AIDS翻译为“爱滋”是一种用视频代替音频的做法，图像里增加了AIDS这个缩写词本来没有的内容。因为“爱滋”让人联想到这种病与性爱有关，虽然这是正确的，但这却是不全面的理解，因为AIDS还有其他的传播途径。而这种片面的理解，有可能导致AIDS的传播，所以中国大陆把AIDS改译为“艾滋”，主动放弃了视频的功能。但是，一些伪科学和不法商人所利用，却利用汉语的这种“犹抱琵琶半遮面”的功能，把“纳米”、“宇宙能”、“高能量物质”这样似是而非的科学名词拿来哄骗老百姓。我从欧洲回国，发现小学生都知道自己穿的是“纳米”裙子，手上戴的是“纳米”手镯，脚底下的鞋子里有“纳米”鞋垫。相比之下，因为西方文字穿了“马甲”，用伪科学名词骗人的市场就小得多了。
所以说，无论是“视频”的汉字还是“音频”的西方文字，各有千秋。那么两者之间有没有互补关系、甚至相互替代的可能性呢？
先说用“音频”代替“视频”，也就是走拉丁化的道路。如果我们认同西方语言学家语言发展的“四段论”，那么汉语目前的状态应该是处在第三阶段，也就是“半表音阶段”，而下一阶段就自然应该是完全表音阶段，即所谓“世界共同的拼音方向”。正如台湾作家李敖所言，由于中文的字，只有四百一十四个不同音的字，其它都是同音的字。好比说穿衣服的“衣”字，同一个字有一百五十八个。这么多的同音字，你用拉丁字母拼写成yi，把它辨别出来就很难。赵元任先生在上世纪的三十年代写的《施氏食狮史》一文，故意使用一组同一读音但字形不同的汉字讲了一个故事：“石室诗士施氏，嗜狮，誓食十狮。氏时时适市视狮。十时，适十狮适市。是时，适施氏适市。氏视是十狮，恃矢势，使是十狮逝世。氏拾是十狮尸，适石室。石室湿，氏使侍拭石室。石室拭，氏始试食是十狮尸。食时，始识是十狮尸，实十石狮尸。试释是事。”
这篇文章写成拼音文字“shishishi……shishishi”，恐怖不恐怖？看谁还敢来“试释是事”？
我曾经把这个道理讲给一位法国朋友听的时候，他好像是理解了，但想了一下又问我：“那么你们中国人听不听收音机广播？”我一愣，说：“当然。”“好，既然可以听得懂广播，那汉语就应该可以拼音化。只要照着拼音念出来，读的人就像能听懂广播一样能够读懂拼音汉字。”
不错，如果仅从区别同音字的角度讲，把一百五十八个发“yi”音的汉字放在一百五十八个白话语境里，中国人在日常生活中也一样可以使用拼音文字（除了“试释是事”的特殊情况和文言文以外）不致引起误会。但问题是，如果用收音机的技术来表达汉语，那不就像一台出了故障的电视机只有声音没有图像了吗？
那么，“视频”可不可以代替“音频”呢？我们以日语为例。在汉字传入日本之前，日本人当然有自己的口头语言，如果当时他们知道表音文字的存在，我相信他们一定会借用字母系统来写日语，但随着汉籍佛经的传入给日本带来的却是方块汉字。日本人就采取了实用主义的态度，在需要汉字字义的时候就放弃字音，在需要汉字字音的时候就放弃字义。有时候借用汉字的意义，却保留日语的发音，也就是说给汉字配上日语发音。比如“山”这个字借来以后依然表达“山岳”的意义，但是却按照日语发音成为yama，这叫“真名”“训读”。与“真名”相反的是“假名”，用汉字的发音把yama这个日语词记录下来成为“也麻”，这里的“也麻”就是用视频信号来表达音频信号。现在问题来了，“也麻”固然可以勉强纪录yama的声音，但是“也”字和“麻”字在汉语里本来是有自己的意义的，与“山”毫不相干。要知道汉字是表意的文字，发音只是附属的、可变的第二特征。所以，用汉字当假名，无异于让张飞在帐中羽扇纶巾出谋划策，而让诸葛亮持长矛引兵出阵。于是日本人肢解汉字，发明了一套本身没有意义的“平假名”用来拼写日语固有的“和语”词汇，后来又以“片假名”来拼写欧美语言的“外来语”。如果要用西方语言学者的语言发展四段论来看日语，日语不处于四个阶段的任何一个阶段，而是四个阶段的充分混合，同时存在“象形”、“象征”、“表意文字之表音转用”和完全表音四种情况。
我认为，与其说各民族的语言将要走向“共同的拼音方向”，不如说世界正在快速走向日语式的大杂烩，IT（请注意这里我不用写“信息技术”大多数的读者就明白是什么意思）就是催化剂。从技术上说，数字化了的音频、视频已经没有什么实质区别。曾经认定表意的汉字不可能走向拼音化的我，却也不得不用拼音来输入这篇文章。也正因为是用拼音，我的这篇文章还有网上的文章会有很多错录的同音字，有的已经约定俗成进入了主流媒体。如果读者逐渐可以容忍越来越多的同音字，这不就是拼音文字的雏形吗？再说西方的表音文字，也随着互联网的发展收入了越来越多的没有声音的“符号”。使用email的人有多少人知道@应该怎么念？就算你知道@，那么©呢？(::[
]::)，还有 :-) 呢？如果能够接受:-)作为微笑的符号，那么是不是有朝一日“笑”也可以呢？
翟华
2005．3．30初稿/征求意见稿
email: huazhai@hotmail.com